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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凡知觉之称，故训为明。

这种给假借字添加附笔的方式，还保留在现代汉字里，如殷代辛辰等文字，最上面有时附加一个短横，作用是表示此字用作假借义，附笔以示区别。除了附加口旁，假借字也有附加又旁的情况，如虘假借为叹词会写成见图1，祖先的祖字有时也添加又旁。

 《光明日报》史学版近日刊发袁广阔《商代前期：中国步入成熟文字时代》一文指出，近年来，郑州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等早商都城遗址不断发现骨刻文字、金文、朱书文和陶文等早期文字遗存，揭示出早在商代前期，中国已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现代汉语思维中广泛存在的一些鲜明特色，可以从殷代语言文字中去寻找根源。如汉语思维中表示方位的上下、左中右、东南西北，表示十进制数字的一至十和百千万，表示体积大小，表示时间的年（祀、岁）月旬、今昔来翌，表示时刻的朝夕旦夙，表示天气的风雨雷电、阴天晴天，等等。汉语思维中，强调并前置宾语，还有一种情况出现在否定句中，今天我们还习惯讲：诚不我欺，时不我待，就是在否定句中将宾语我前置的典型例子。最常见的是给假借字加一个口旁，表示与本字本义相区别，如广泛使用的虚词唯，其本义是表示鸟的隹，假借为语气词时，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直接写作隹，另有一些附加了口旁写作唯，后者沿用到今天。

不论是六书，还是三书，都对中华民族造字和使用文字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理论概括。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目前汉语应用、覆盖和传播地区，殷代古文字已有的各种术语和概念，还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使人们得以顺畅地表达与分享观点和想法。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

《中庸》曰： 道不远人。君子以人治人进一步补充、拓展了为政在人的思想，彰显了孔子对被管理者的重视。《左传·隐公十一年》云：政以治民。在加快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离不开人的力量。

有道之君用贤而使国家强盛，即便是无道之君用贤也有重要意义，如被孔子批为无道的卫灵公，其国没有败亡的原因即在于他有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论语·宪问》）。在孔子心中，政治是否成功与为政者是否端正有莫大关系，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

（《论语·子路》）宋代邢昺释曰：刑罚枉滥，则民蹐地局天，动罹刑网，故无所措其手足也。修身正己是为政者不可或缺的，无此则无以服众、不配为政做官。在《孔子家语·五刑解》中，孔子专门探讨了五刑问题：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刑罚之源，生于嗜欲不节，即刑罚产生是为了控制人们无所节制的嗜欲，如奸邪、盗窃、不孝父母、不忠君、相陵斗变、男女淫乱等。《孔子家语·贤君》篇也记载了孔子对卫灵公的评价。

君子处理刑罚案件必须尽心尽责，因为刑罚一旦实施则无法更改。并举例说：昔者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乐，耽湎于酒。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孔子关于为政在人的论述看似是对哀公问政脱口而出的回答，实则是他深思熟虑的认识，这一认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循二人思路，为政在人首先关涉着谁得贤人的问题，当然也就是孔疏中的君。根据卡尔·雅斯贝斯的看法，在孔子生活的轴心期，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既是觉醒者，也是实践者，更是从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文化转向的推动者，他对实现神人关系的重大转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传统。

德、礼、政循序并用，刑罚作为最后一道防线，适用于愚顽不化、不遵从礼法政令、损害道义、败坏风俗的人。而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提出疑则赦之的观点无疑闪耀着中国古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政治智慧之光。审理五刑案件，必须多方考虑，穷究案情，审慎处理，即所谓：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又何加焉？曰：‘富之。朱子对孔子道不远人以人治人的诠释可谓精到深入，然而其中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句，多被世人误解为以对方的方法反过来对付对方。

党的二十大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论语·为政》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基于这一理念，他进一步形成了系统的为政在人思想，倡导统治者修身以道，仁爱百姓，希望善人为邦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答道：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这与《论语·宪问》中批评卫灵公私家之际的无道相反，孔子推重卫灵公于朝廷行事，尊贤重贤，对公子渠牟、林国、庆足、史猷等人皆知人善任。

他说： 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论语·尧曰》记载孔子所重者：民、食、丧、祭。

（《论语·颜渊》）人道，政为大。孔子认为忘记自己才是最严重的，事实上他是就健忘而谈政治，借夏桀的故事告诫鲁哀公勿忘圣祖之道，勿忘自己的责任，强调为政者个人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些话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灾异妖孽不能胜过清明的政治，不好的梦兆亦不能胜过良好的品行，为政者须思善政，靠人之作用达致至治之极，其实质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阐明为政的核心在人，灾妖不胜善政与为政在人的思想主旨是高度一致的。在孔子看来，举贤才是施政的重要条件和内容。

因此，周初对天和天命的宗教信仰中，已经跃动着人文精神，萌生了人为贵的思想。孔子又以恶名昭彰的桀纣为例，说明依法治国、德行天下之重要性：今人言恶者，必比之于桀纣，其故何也？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闻于天。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人文主义思潮勃兴的春秋之际，孔子理性审视天命与人的关系，提出了为政在人的思想。（《雍也》）孔子主张专注于人民现实的生活，对鬼神敬而远之。

这表明人的地位与价值在西周时期已经得到了肯定和赞颂。孔子主张为政者要先立仁于己，博施济众，广聚贤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刑防奸，实现社会的良治久安。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孔子家语·贤君》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鲁哀公问孔子：寡人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世上是否有搬家时竟然忘记带走自己妻子这样健忘的人？孔子说：此犹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召诰》）这两句是周公对成王的教诲，他期望成王修德保民，永受天命。此处孔子阐述了谏议诤臣的重要性。

毕竟完善的制度、政令、法律，必须由贤臣来推行，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在孔子看来，贤才对于为政者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出谋划策、共商政事，更重要的是监督检察，及时劝谏，防止为政者出现重大失误。

长期以来，受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影响，人们多认为孔子仅强调德治，完全摒弃法与刑。相较而言，它远比西方人治理论的内涵更丰富。